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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第483章 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里面的“素”，意思是空、虚，指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到了东汉经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充《论衡·定贤》里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意思就是孔子虽然不是王，但他做了王的事业，也就是着写《春秋》，从此以后，儒家以素王专门指代孔子。
但在孔子之前的时代，素王这个词，更多是意指上古时期的帝王。
之所以董仲舒要这么吹孔子，原因就是他要进行托古改制。
这不巧了吗？姜星火也想这么干。
改革的思想阻力大不要紧，前辈们早就趟出路来了。
只要旗帜正确，一部分敌人也可以变朋友。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传人，嗯，这里再科普一句，无论是公羊还是左氏、谷梁，都是《春秋》这本书的批注，相当于朱熹对四书进行的批注，意义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用自己的学术理解，去掌握话语权，跟教皇解释圣经差不多.原因就在于，《春秋》这本书写的很简练，俗称微言大义，如果没有注释的话，普通人通读下来，基本都是处于看不太懂的懵逼状态，所以掌握了《春秋》这本最重要的书的解释权，其实就掌握了经学的话语权。
而董仲舒就是要让公羊学版本的春秋注释，成为官方版本。
“所以，国师这是要行董仲舒之事？不，还要比董仲舒更胜一筹。”
年轻的曹端这时候也回过味来了。
董仲舒托古改制的本质，其实就是依托素王孔子的思想权威，事实上，在崇古之风盛行的汉代，确实需要推出一个古代权威人物，以为自己学说背书，所以董仲舒才选择了孔子.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里哀公十四年的那句“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为思想纲领，首创新王改制之说，宣称《春秋》是应天作新王之事，董仲舒正是打着孔子和《春秋》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理想的。
而如今南孔家主就在这里，这位世间一切美好德行的继承者，行走着的孔子代言人，若是姜星火不好好利用，那才是舍近逐远。
姜星火轻咳了一声，方才道：“董仲舒是托古改制，孔子又何尝不是呢？诸位观《王制》，更近乎于周礼，还是更近乎于《春秋》？”
周礼这东西自不必说，懂的都懂，老木乃伊了。
而《王制》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王制》是六经之一的《礼记》里面的一篇，如果光看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记录古代的种种政治制度，也就是封国、职官、爵禄、祭祀、葬丧、刑罚、建立成邑、选拨官吏以及学校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实际上，《礼记》在六经里的地位非常之高，而《王制》更是礼记里面最有分量的东西，孔子弄得，绝非是无用之功，这里蕴藏了他奋斗一生后，到了老年面对诸国乱象无能为力时，留给后世的宝藏。
其实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姜星火也总觉得，自己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一世死亡之前，应该也给后世留下几本书.
咳咳，扯远了，总之，《王制》的内容跟周礼是截然相反，乃至背道而驰的，这也成了经学里面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在，是解不开的。
原因也很简单，这都是孔子弄出来的。
一个孔子，弄出来了两个背道而驰的思想，听谁的？
姜星火给出了答案：“孔子壮年问礼，因时局动荡，需尊周王，方有海内升平之希望，加之资历浅薄，畏大人言，故此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语，推崇周礼；然而周朝礼制，到了春秋之时，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积弊肉眼可见，孔子到了晚年之时，自觉已无救时之希望，又担忧王道不行，故此继承周礼而更改制度，亲自修订，以图留给后世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将其思想隐喻于《王制》和《春秋》之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