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明王朝1566》的剧情还是有些魔幻,要知道杭州府的受灾土地,哪里轮得到“沈一石”这种商人来收购,朝廷这些大员早就盯上了这些土地,根本轮不到一个区区商人来买地。
对于这样的大明王朝,苏泽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好感。
苏泽也反省了,无论是钞关税法,还是帮着海瑞抗灾,对于大明王朝这样的腐朽机器依然是一点用都没有。
想要让百姓真的过上好日子,只有真正的推翻大明王朝这个腐朽的机器才行。
放弃劝谏情结,尊重大明命运。
继续积累力量,时刻静观其变。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苏泽就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嘉靖四十年六月,处理完了浙江的一些事务,苏泽直接就返回了南京。
刚刚返回南京,苏泽就从方望海那边又得到了几个坏消息。
严党和清流在浙江的争夺更为激烈,在这场激烈的人事任命争夺之后,把持吏部的严党还是小胜。
由严党智囊郑泌昌,出任浙江布政使,掌管浙江民政,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行朝廷改稻为桑的政策。
清流也不是全无成果,在裕王的举荐下,本来在福建和戚继光一起抗倭的谭纶,作为整个清流在浙江资历最深,最懂得打仗的大臣,出任浙江巡抚。
巡抚这个职位和布政使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权力也不亚于布政使,是一省的监察大员,还有弹劾罢免官员的权力。
浙江的局势变成了,胡宗宪这个严党的浙直总督,总揽抗倭。
郑泌昌这个严党浙江布政使,负责民政,推行改稻为桑。
谭纶这个清流的浙江巡抚,负责监察。
而杭州知府这个关键的职位,在历史这个诡异的舞台上,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翰林院官员高翰文,在听说了杭州水灾之后,上书朝廷,提出“以改代赈,两难自解”的方针,让大户出钱购买受灾百姓的土地,从而让朝廷不用出钱也能赈灾。
高翰文还提出要购买土地的大户,一定要种植上桑树,再反过来雇佣出售土地的百姓为佃农,这样就能完成改稻为桑和赈灾两件事了。
高翰文的这份奏章,迅速得到了严党的支持,清流中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
嘉靖皇帝见到这份奏章更是大喜,称赞高翰文是国之干才,命令他就任杭州知府,负责以改代赈改稻为桑的事务。
事情到了这一步,苏泽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剧本,不过此时他已经对浙江这场党争失去了兴趣。
就连胡宗宪这样的大员,都无法改变大明浙江的局势,自己这个举人又能做出什么呢?
变法改革,修修补补,已经救不了大明朝了,苏泽已经坚定了决心要造反了。
不过要造反,肯定也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苏泽看来看去,还是老家福建和广州,最适合现在的局势。
从去年朝廷在福建广州加征抗倭银,加上官府的层层摊派,整个福建广州可以说是起义不断。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福建士卒三百余人起事,自沙县、将乐县出发攻陷泰宁县,官军守备王址战死。兵变队伍遂鼓行入江西广昌、乐安,再奔永丰。
嘉靖三十九年,福建由于官府赋役剥削苛重,加以倭寇流劫各州县,以致民困不堪,各地人民相继奋起反抗。其中,有大埔的窖民、南湾的船民、尤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的流民,声势最大的窖民张琏等人的起事,官兵每战辄败。
对于如此浩大的起义,福建官府应接不暇,竟然出现了送牛给起义之民,贿赂起义流民不要攻击官府,汪道昆来信说,福州各地只能募兵守卫城池,根本无力出城剿灭流民。
到了今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福建的流民起义,在谭纶戚继光入福建之后,靠着戚家军总算是平定了一些,流民逃入到了山中,不敢再攻打各地城市,但是整个福建依然乱作一团。
谭纶戚继光也是焦头烂额,就在福建内部稍稍平定了一些之后,倭寇又来了。
汪直死后,原本分成贸易派和掠夺派两派的倭寇迅速合流,主张和大明贸易的那群倭寇也开始掠夺大明海疆。
因为在浙江吃了亏,倭寇见到了福建大乱之后,开始重点入侵福建。
这群倭寇以原来掠夺派的首领徐海为首,加上汪直的手下,组成的倭寇团伙被称之为“新倭”。
新倭劫掠浙江、广东等省的倭寇纷纷窜入福建,与原在福建的倭寇互相联合,大举进犯福建各地。
先后攻掠邵武、罗源、连江、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以致闽中迄无宁日。
从林默珺的来信,如今新倭正在集结力量,攻打福建兴化府。
兴化府,是福建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戚继光如今也吞兵兴化,组织军民抗倭。
只不过因为严党和清流的党争,最支持戚继光的谭纶被调走,让戚继光在兴化府的抗倭工作举步维艰,连续吃了好几个败仗。
苏泽找到了方望海,提出了自己要返回福建组织民团抗倭。
对于苏泽这个提议,方望海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知道汝霖你是知兵的,福建是你的老家,我看到福建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不过你返回福建,对抗倭大业也没什么用吧?”
方望海语重心长的说道:“汝霖,明年就是春闱了,以你的才学中了进士,自然有报国的机会。”
嘉靖四十一年是科举年,徐时行、许国、王锡爵都辞了苏泽报社团练的职务,认真回家备考,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就入京,准备明年的春闱。
苏泽却说道:“岳父大人,福建正在水火中,我想要返回家乡,为了抗倭献上一份力。”
方望海还想要再劝,但是苏泽接下来的话让他闭上了嘴。
“就算是岳父大人您,已经高中进士,也没能改变多少吧?”
方望海叹息了一声,也跟着摇了摇头。
这一年的南京户部侍郎,当得方望海心力交瘁,白发都长了不少。
随着严党和清流的党争更加的白热化,方望海这种没有派系的官员更没了立足之地。
钞关税法的成果,也迅速被两党给抢夺了。
首先是浙江,胡宗宪以南京户部管理浙江钞关厅太远为理由,向朝廷上书请求将各地钞关厅的权限归于各省。
在严党的运作下,浙江钞关厅被从南京户部剥离,归于浙江布政使衙门管理。
从浙江钞关厅被剥离之后,新任浙江布政使郑泌昌立刻在钞关厅上安插私人,逼迫很多运行良好的钞关吏员辞职。
这些吏员和缉私衙役,都是方望海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都被郑泌昌逼迫离职。
不过郑泌昌倒是也没有花费多少力气,这些吏员衙役离职的非常爽快,离职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浙江不知所踪。
这反而是遂了郑泌昌的心愿,他的心腹接管了钞关厅,整个浙江的钞关厅立刻变得乌烟瘴气。
紧接着,浙江官府又开始发行抗倭券,这一次发行的抗倭券数量远远超过去年的总额,是去年收的钞关税的两倍以上。
不少大户已经拒绝购买,但是全都被郑泌昌派出去的人强行要求购买,各府县都领了认购的金额,若是不能将这些抗倭券卖出去,今年的考成就要被评到下等。
海瑞给方望海的来信中痛斥了郑泌昌这种行为,可是方望海也无可奈何。
他在江浙推行了两年,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钞关税法,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被严党破坏的干净,甚至成了这些官员盘剥地方的工具。
浙江钞关税法几乎被毁,江南的钞关税也不怎么样。
自从赵贞吉就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之后,他就不断的侵夺钞关税厅的权利。
赵贞吉的官声不错,是心学大儒,又是徐阶的弟子,在江南很有名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