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你来日本打过工吗”，他说“去过快销品牌的服装店叠衣服，你呢”；
她说“我打的都是线上的工”，他说“翻译工作吗”，她说“是的，但薪水不高”；
之後又聊到研究室的事情，说起某某专业某某同学在研究室用盗版软体的後续；说完，话题又猝不及防杀回本科学校，王子舟说自己在新校区的教室丢过书，但监控室的保安却说这是实时监控没法给你调，所以不了了之；陈坞则说我们数学系在新校区没有自己的楼。
王子舟自认和陈坞还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熟人，但仅仅是双重校友的这层关系，其实就足以让他们坐下来胡说八道了——人不得不进入集体，又靠集体获得标签与经历，这些东西在脱离了集体的外部世界里，让彼此互相识别。
这种天然的排外性时刻撺掇我们形成认同，很容易就会让人产生“我们是一夥人”的错觉。
但我们之间，不止这些错觉。
抛开校友关系，抛开几年前那至关重要的一面之缘，我们如今还是被架空的皇室与手握实权的民选首相的关系。
想到这里，首相开始思考另一件让她苦恼的事。
离开浙南小镇到江苏读大学之後，口袋里有限的生活费，让王子舟不得不对钱形成更敏感的认知。她从来不是为了满足物慾胡乱挥霍的人，也不是抠门得像葛朗台一样、只进不出的人。她可以在有限的预算里，把生活过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但这也只限于她自己的吃穿用度，一旦被迫卷入复杂的社交关系里，她就立刻会感觉到犹豫和失衡——
约好了一起出去吃饭玩乐，总需要有人起身先去结账。
谁做那个起身的人呢？王子舟做过。但明明是需要大家分摊的费用，等她结完账之後，却总有人会忘记付给她，她又不好意思提醒对方给钱，被赖掉之後，王子舟常常会惦记这笔钱好几天。
她也很讨厌自己这样的斤斤计较，觉得如果我富有到可以不用计较这些小钱就好了，但一想到这些是她一整天的打工费，又觉得非常舍不得。
所以後来她再也不主动去结账了，但她也从不会忘记把自己的那部分费用转给结账的那位朋友，从不——
因为对钱在意，所以不会忘记。
每个和她吃饭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去结账。
我被别人有意或无意地赖掉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所以我绝对不会赖掉你的——尽管她也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对一二百块钱这么计较。
同时，她对被请客这件事，也会感到不自在。
好像欠了什么。
得想着还回去。
麻烦，无穷无尽的麻烦。
来日本之後，同学朋友之间都很默契地AA，甚至分开结账，这一定程度上让她松了口气——轻松又公平，一顿便归一顿了，有下次再说。
但是此刻，又回归到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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