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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说：“安置什么，宰了算了！我，我也不想活了。”
李谕知道小王是他独子，叹了口气说：“不知者无罪，而且他不过是个棋子，先让他好好戒了毒瘾再说。”
王伯老泪纵横：“谢老爷不杀之恩。”
李谕对赵谦说：“这几天让他单独在一个房间，牢牢捆在床上，平时用布条塞住嘴，不要让他咬舌。吃饭的时候就灌点米粥。”
赵谦问道：“能戒掉吗？”
李谕说：“只盼毒瘾不深，否则……哎，总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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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查到日本人那，还真是推不动。
早在日俄战争开战之初，清廷就宣布“局部中立”，现在更不敢随便惹日本人。
李谕早就料到，所以不着急。
到了二月二，他去洋行买了一些玻璃杯和洋酒，又让凤铃买了好多熟肴，做了一大桌子菜，所有人一起围坐起来吃饭。
李谕对大家说：“此次死里逃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子说过，坏事不见得是坏事，所以应当庆祝。我特意买了法国红酒，与大家共同品尝。喝红酒，肯定是要用到玻璃杯的。”
所有人都斟满了酒，李谕带头喝下。
然后继续说：“不过这件事让我吃了一些教训，于是又从洋行买了一台最新的美国产防火保险箱，专门用来存放信件。”
今后信件多了，李谕的确要这么做。
这个时代，信件几乎是最重要的通信方式，好多隐秘的事件都是从信件上爆发。
比如……刚刚拿到今年诺奖，在欧洲正红得发紫的居里夫人，几年后就是因为几封信困扰了多年。
那时皮埃尔·居里已经过世，坊间突然传出了居里夫人的绯闻，还是和学生郎之万。
郎之万是皮埃尔·居里的学生，也就是说，居里夫人是他的师娘。
而且郎之万已经结婚有孩子，不知道为啥和居里夫人传出了故事。
本来没有传得太广，但郎之万真的太大意了，让他夫人溜进了办公室，偷走了几封居里夫人写给自己的信。
这可要了命。
到了1911年，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居里夫人和朗之万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
朗之万夫人怒火中烧，拿着信找到报社。
一时间，巴黎城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每日新闻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居里夫人和朗之万教授的爱情故事。
记者添油加醋，文章里把朗之万夫人塑造成一个弱势的、失去丈夫甚至失去孩子的可怜人，无可奈何之下才诉诸舆论寻求帮助。相对应的，居里夫人则被刻画成一个抢夺别人丈夫、破坏别人家庭的“老泼妇”（harridan，这个词用来评论已经拿了诺奖的居里夫人，相当重了）。
事后居里夫人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声明，指责出版社无端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并且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还要让出版社对此作出赔偿。
每日新闻报最终撤回了报道，撰稿人也向居里夫人表达了歉意。
不过事情已经大大影响了居里夫人的形象。
因为居里夫人本来已经通过1903年的诺奖名扬天下。
而在1911年居里夫人因为发现了镭而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法国国内报纸报道本年度诺奖时却基本没提化学奖的情况。这和1903年居里夫人第一次获奖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女科学家，这段时间本应是居里夫人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但就是因为这件事，她不仅受到了大众的非议，也遭到了同行的排挤。
要知道，在法国，这个时候的男人搞婚外情简直稀松平常，甚至引以为傲，不过女人就不可以了，尤其是一个外国女人。
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得知这件事后，扬言早知如此就不给居里夫人诺奖提名的机会，甚至还让她别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
居里夫人据理力争，声称诺贝尔奖和自己的私生活无关，这才保住了自己的第二块奖章。
反正后来居里夫人和朗之万之间的故事就此结束。
但多年以后，两人的孙辈，居里夫人的孙女和朗之万的孙子，竟然结成了伴侣，算是为这段恩怨彻底画上了句号。
后人已经很少知道这段故事，但实际上在当时，居里夫人的处境还是比较难过的。
都怪保密措施不到位啊！
临近晚饭结束，李谕有意无意中又随口说道：“最近我刚好有了一点无线电上的重要发现，两天后要把材料寄去美国。”
鱼饵丢下，对方肯定要咬上，而且是愿者上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