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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口事件”迫使段政府垮台，曾宗鉴也终于能够脱离外交部次长这一令人屈辱的身份。
他于是在1926年履职，接替离任的前任公使戴陈霖，以民国驻瑞典公使的身份到斯德哥尔摩履职赴任。
可是陈慕武这次来瑞典，却没能跟他的这位学长见面。
原因是曾宗鉴在上任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经费外交部那边已经拖欠了好几年，导致公使馆内的办公人员大量出走。
曾宗鉴不是烤馒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像比利时的王景岐那样，从烤馒头那里拿到充足的外交经费，用以支持驻外公使馆继续维持运转下去。
他是1926年中旬到达的瑞典，在1927年春夏之交，就又跟着“民国驻外公使讨薪团”一起，从各自的岗位上离任，回到国内季节，共同向外交部和北洋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赶快结清这几年欠下的驻外使领馆经费，否则的话，就拒不返回岗位上履职。
这个情形，可比当初的那位担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跑到教育部的大门前竖起一块“不干了”的牌子要大得多。
这个规格很高的讨薪团，团长还是陈慕武老熟人。
他在今年年初于罗马和那位驻意大利公使朱兆莘见过面以后，对方就开始四处串联，最终带着一大帮常驻欧洲的公使们浩浩荡荡地杀回了国。
这些位公使，绝大多数都像他们向外交部提出来的口号那样，不发经费和薪水就绝不返回驻地。
他们一等就是几年，直到北洋政府倒台，南京政府上岗。
比起北方这些甚至从清朝就开始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老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更倾向于启用新人。
这些回国讨薪的公使，除了少部分经过甄选之后被南京外交部继续留用出使他国，大部分都被授予了外交部顾问这种虚职，在外交系统上拿着少得可怜的薪水养老。
驻法公使陈慕作为民国外交系统的元老级人物，在晚年变节投靠了日本人当起汉奸，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接受不了从外交部的实权人物到无人问津的顾问这种地位骤然变化带来的心理落差。
曾宗鉴走后，民国在瑞典的公使馆的人事变动还没完。
按照外交部的相关规定，公使因故不在职位上的时候，应该由公使馆内外交职衔最高的参事或者一等秘书来担任驻该国的临时代办。
比如在英国当了几年代办的一等秘书朱兆莘，还有曾宗鉴被任命驻瑞典公使，却因为外交部次长这一身份逗留在国内处理外交事务的那段时期，充当驻瑞典临时代办的公使馆中的参事衔一等秘书龚安庆。
后者在曾宗鉴到任后不久，就转而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担任驻旧金山的总领事。
同样是驻外的使领馆，但美国那边的情况又和整个欧洲都完全不一样。
欧洲基本上算是广义白人的大本营，从人家的老祖宗开始算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居住了一两千年的时间。
所以这些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对中国人，或者说是黄种人很排在，严格把控着自己国家境内外国人口的数量。
而美国则不尽相同，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是印第安人，后来早就被坐着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猎杀掉了十之八九。
现在的美国基本上没什么原住民，而彻底变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虽然依旧是白人占据大多数，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是下等公民，其中也就包含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或主动或被动移民到这片土地上的华裔。
华人在美国土地上的地位不算高，但他们品格当中有一点却很吃香，那就是在吃苦耐劳的同时，也会抱团聚在一起，不怎么和外界掺和，而是活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所以在美国这个华人比较多的城市里，大家都是以聚集区的方式聚在一起。
因为曾经发现过金矿，旧金山刚好是现在美国国内华人人数比较多的一座城市。
就算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拿不出经费来给美国的使领馆，像龚安庆这些来自家乡的官员们，依然可以在美国父老乡亲们的帮衬下活的很舒服很滋润。
所以龚安庆反而因为新任公使的到来而因祸得福，卸下临时代办的职位，去美国当个衣食无忧的总领事，自然也就不会去参加欧洲这边的“公使讨薪团”。
曾宗鉴跟团回了国，瑞典公使馆这边的事务就交给了馆内的一位一等秘书做代办。
然而没过多久，这位一等秘书也受不了公使馆内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愤而辞职，挂印封金，呃，没有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