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的日子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分钟都长得令人窒息。
开工第一天，我们被领进一个巨大的厂房。铁皮屋顶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气，几十条流水线整齐排列着，发出刺耳的机械声。
管工老陈把哨子挂在脖子上晃荡，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工具——钳子、螺丝刀、塑料托盘，“丢了照价扣工资！”
我和宋影影被分到了不同的流水线上。我的工位是组装电路板上的第三个焊点，每天要完成两千个合格品。
示范的戴眼镜女人数到第五个零件时就甩手走，留下我对着传送带上源源不断涌来的半成品手忙脚乱。传送带不会停，哪怕我眨眼的功夫，半成品就已经堆成小山。
时间在这里变得异常粘稠。我机械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思绪却飘回千里之外的家乡。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她发现我离家出走了吗？会不会正抹着眼泪在村里四处打听？这些念头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旋转，直到老陈的哨声像刀片一样刮过耳膜：“手别停！停一个扣五毛！”
到下午三点，我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油污。
“小妹，你多大了？”旁边工位的大姐凑过来搭话，她嘴角有一颗显眼的黑痣，“看着还没我闺女大呢。”
我低着头含糊应答，生怕说错什么。她倒是不介意我的冷淡，自顾自地说起她老家在四川，来广州打工已经五年了。
午休铃声响起时，我的工位已经堆了三十多个不合格品。老陈走过来，用钳子敲了敲我的托盘：“今天工资扣三十。”
我没敢抬头，只盯着自己发抖的手指——它们已经不听使唤了，像不属于我的零件。
食堂里飘着劣质食用油的味道，排队时听见前面两个女工嘀咕：“三组那个学生妹又被老陈骂哭了吧？”
我一眼就看见队伍末尾的宋影影，她的刘海油腻地贴在额头上，右手食指缠着创可贴。
我们端着铝制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白菜炖肥肉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好难熬。”我戳着碗里发黄的米饭，声音哑得自己都吃惊。
宋影影的筷子停在半空，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刀子一样割进我心里：“我刚才数到七百四十二个零件时，突然想不起我妈长什么样了。”她的眼泪砸进饭碗，混着浮油的白菜汤泛起一圈涟漪。
食堂嘈杂的人声中，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但离开这里，我们还能去哪呢？”
午休结束的铃声刺耳地响起。我们默默起身，把餐盘扔进泔水桶，金属碰撞的声音像是为我们敲响的丧钟。
走回厂房的路上，烈日把我们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紧贴在脚边，像两个甩不掉的幽灵。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在操场上列队，跟着破音的大喇叭唱厂歌。主管站在铁皮箱搭的台子上，像赶牲口一样挥着手臂。唱完歌，人群就像被驱散的羊群，各自走向固定的工位，开始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
第二周，有个河南来的大姐总爱拉着我的手，非要给我看她儿子的军校录取通知书：“丫头，给我当儿媳多好。”我低头假装专心拧螺丝，假装没看见她眼底的算计。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记忆已经模糊成一片灰暗的色块。我不明白当时的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只记得每次回忆起来，胸口都会泛起一阵钝痛，就像被生锈的铁片慢慢刮过心脏。
那些机械运作的轰鸣声、永远洗不掉的机油味、还有午休时宋影影疲惫的侧脸，都成了刻在骨头里的伤痕。
后来宋影影在城中村电线杆上撕下一张皱巴巴的招聘启事，选定了这家24小时便利店。她说，“至少不用闻机油味了。”
离开工厂那天，我们像越狱的囚徒，连呼吸都轻快了几分。
我们用攒下的工钱，在城中村租了间背阴的一室一厅。三十平米的房间，墙壁泛着潮湿的霉斑，厕所小得转身都困难。但我们却像捡到宝似的，当天就签了合同。终于不用再闻宿舍里挥之不去的脚臭味，不用在半夜被上下铺的吱呀声惊醒。
看房时，中介指着对面那栋说：“朝南的阳光房月租贵三百。”我望着那一缕斜斜照在对面阳台上的阳光，才明白，原来连阳光都是明码标价的。